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与物理学(4)

当时的物理学家和政治的关系千丝万缕，落到那些著名的，关键性人物身上又会特别引人瞩目。简约概括起来应该是这么几点：物理学与政治信念、物理学家的归属、物理学与核武器。

坊间流传最多的是物理学家们与原子弹的关系，就连为这本通信集写序的海森伯，在二战时的同事们（大部分是流亡者）眼中，和纳粹的合作成了他一生致命的污点。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家人在2002年公布的玻尔生前未寄出的信中说，海森伯坚信纳粹德国会获胜，所以他要为德国研制原子弹出力，并且已经胜利在望。同时代人冯·魏茨泽克却出来声称：“玻尔犯了记忆上的可怕错误。”

本想把他与海德格尔类比，但其实不对，史料看得越多就越难对他作出判断和解释，难度不下于“测不准原理”——是个谜，永世之谜。

以相对论出名的爱因斯坦，政治态度上也与众不同：坚决不与纳粹为伍！但是能够理解二战时斯大林对自我阵营的清洗，认为在受到希特勒威胁时，他别无选择，只有尽可能多地消灭自己队伍中的敌人。（玻恩说：“我发现这种观点很难与爱因斯坦那温和、人道的气质相协调。）但纵观全部文件与书信，爱因斯坦和玻恩都是始终如一的和平主义者。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第86封信说：“我们确实做错了，我们都是可怜的傻瓜，真为我们美丽的物理学感到悲伤！”他说“我们做错了”是指核能反应被希特勒德国利用研制原子弹一事，后来爱因斯坦又给罗斯福写信促成了美国抢先研制。愿意尊重原子能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原子能（或核能）自始至终都是一门严格的实验科学，如果真要找一位原子弹之父的话，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爱因斯坦头上，与他的狭义相对论也难扯上更深的关系。他在1945年秋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的采访时称，“我不认为我自己是原子能之父。在这方面，我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事实上，我未曾预见我会活着看见原子弹爆炸。我只相信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1955年3 月19日他给朋友冯·劳厄的信中说：“关于原子弹和罗斯福，我所做的仅仅是：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给总统的信。”我一直认为，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制度是学术自由，因此绝不要告诉教师该教什么，而学生也能够选择听什么课

海蒂曾写过一首有关爱因斯坦的诗，但这首诗未被收入通信集。诗中写道：“一切有益于世界的事都贴上了爱因斯坦的脑袋/直到他自己失去了脑袋。”

战争与革命，让许多出众的物理学家成了饥寒交迫的丧家犬。玻恩自己刚刚安定下来，就和夫人一起忙于救助那些贫困交加的学生。他的朋友，年轻的俄国物理学家鲁默尔（Rumer）遭遇够离奇，被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做苦工，后来又因一封电报被召回莫斯科，成为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他最倒霉时，玻恩曾向他伸出援手；他的另一个俄罗斯学生博古斯拉夫斯基，“因为出身有地位的家庭，所以在革命时期受了很大的苦”。“他患有肺结核，我们应当邀请他来德国，以免他被饿死。”玻恩写信给普朗克和希尔伯特，被这两人拒绝，理由是“不想涉及外国政治”。他写信向爱因斯坦求救，语气颇急。爱因斯坦回信了，却冷淡，回到了以“您”相称：“我不知道我能为博古斯拉夫斯基做什么事，虽然我很同情他。他所说的关于辐射理论的一切很奇怪。”假设博古斯拉夫斯基是朗道（前苏联物理学家，196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家）那样的天才，或许爱因斯坦的反应会热烈一些？

但玻恩没有为这事生气，因为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是另一种类型的好老师。他在第81封信后的注释中提到：1918年，他和爱因斯坦一起去德国国会大厦处理学生委员会罢免校长事件。鉴于爱因斯坦的左翼倾向，他是当局和学生都能接受的人。主席问他，您对学生管理章程有什么想法？爱因斯坦想了几分钟，然后说了如下的一些话：“我一直认为，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制度是学术自由，因此绝不要告诉教师该教什么，而学生也能够选择听什么课。没有太多的监管和控制，你们的新章程似乎要废除所有这些，代之以严格的管理。如果过去的自由被取缔，我会感到很遗憾。”

爱因斯坦也有奇怪的念头，1918年他在旅行归国途中的明信片上写给玻恩的话：“我很喜欢三叶草的叶子。人们可以看出，它们好像三个固执的骑手兄弟般协调一致，两个在反省沉思，一个漫不经心地凝视天空。有一天我读到欧洲人口在上个世纪从一点一三亿上升到四亿左右……（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它几乎可以使人接受战争！”玻恩在信后的注释：“我不记得三叶草的叶子像什么了。关于人口增加的战争的言论是异乎寻常的。”

文章来源：《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yxwlxzz.cn/qikandaodu/2020/1116/3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