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与物理学(2)

当然，天才如爱因斯坦，也需要友情来滋养人生，但成为他的朋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显然远远不够，因此，这两个人的友谊也不同于常人。玻恩家里现存的最早的一封书信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写给玻恩的明信片。作为对他所写的一篇赞美文章的回应，爱因斯坦说自已因为得到“我最好的同行之一”的充分理解而感到的愉悦。当时爱因斯坦刚受聘为普鲁士科学院终身院士、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是柏林特别为他设立的职位），玻恩当时是柏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战时被征调为无线电工程师，他的家距爱因斯坦的公寓不远。马克斯·玻恩的女儿记得自幼年时候起，爱因斯坦就是她家里的常客。两人自此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柏林时期开始，跨度四十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直持续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在通信中，他们争论量子论和场论，赞赏贝多芬的超凡的小提琴和钢琴二重奏（他们相聚时会一起演奏乐器），也聊各自的夫妻儿女家长里短，以及退休工资能到手多少。在这本通信集中，玻恩夫人海蒂与爱因斯坦的书信来往占了不小的篇幅，她不是物理学界的，按现在的说法是个文青，她的爱好是戏剧诗歌，常把自己的作品和观剧心得寄给爱因斯坦，两人在信中一来一往讨论对一本书、一个剧本、一个宗教或哲学观念的看法，搞一点儿无伤大雅的小调情。爱因斯坦对于海蒂十分看重的剧作《比尔》表达过坦率的意见：“作为一个艺术品，它没有很好地证实这样一个有充分文献根据的真理，即创作活动的重心是在男女身体的不同部分。您让您的角色像木偶一样跳舞，它们只不过是您手中的傀儡，……像鬼魂一样，多少有点儿抽象。但您的机智拯救了一切。”但他还是向当时的柏林国家剧院经理耶斯纳作了推荐。

1920年，出于反犹动机的物理学家在柏林和巴特瑙海姆对爱因斯坦发起了严重攻击，玻恩一如既往地支持爱因斯坦，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狭义相对论。有人利用爱因斯坦夫人想让丈夫出名的心态要出版一本《与爱因斯坦的谈话》，此人水平有限品格不高，已写就的部分手稿落到玻恩手中，玻恩读后大为惊心，一再去信让爱因斯坦不要答应出版：“原谅我多管闲事，但这关系到对我而言弥足珍贵的一切东西。在这些事情方面你是个小孩子。我们大家都爱你，而你必须服从有见识的人（不是你的妻子）。”玻恩为了阻止这个恶心的谈话录发表愿意做任何事情，“或者甚至愿意去北极”。

来自爱因斯坦的友情好像少些，或者他本身是个“朋友力”不足的人，又或者他有更高层面对友谊的理解。1933年纳粹掌权时，玻恩在戈廷根大学的教授职务被解除，那时爱因斯坦人已在国外，他马上去信敦促玻恩夫妇立即离开德国，此举救了他们一家的性命。最重要的是，爱因斯坦对玻恩完全信任，不惮流露内心哪怕不成熟的所思，使后世读者借两人书信看到心中男神比较真实的一面。

来自爱因斯坦的友情好象少些，或者他本身是个“朋友力”不足的人，又或者他有更高层面对友谊的理解

爱因斯坦后来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马克斯·玻恩则把家安在了英国。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但终其一生，他们都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关系。他们不是没有分歧的，无论在物理学还是政治上，因他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许多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相对论和量子论、战后德国的赔款、俄国对科学家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态度。这两人争吵时的火药味不亚于战时拉响的防空警报，尤其是对量子力学与对战后德国的态度上，两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他们一年只有四封通信，除了事物性告知，再没有爱称和调侃。有段时间甚至断绝了来往。但不久，他们握手言和。玻恩的学生泡利195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也从中起了当面解释的和事佬作用。在爱因斯坦生命最后的一年里，两人又回到早年的亲密关系。毕竟他们都是物理学的伟人，都同情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都关注自身在当时动乱的政治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照罗素的话来说：“他们两人都很卓越和谦虚，而且无所畏惧地说出他们认为该说的话。在一个平庸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们的生命闪现出一种强烈的美。”玻恩夫妇在德文书《良心的享乐》中，描述了他们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玻恩主要写他们之间的科学讨论，玻恩夫人海蒂则写她与爱因斯坦的私人交往。玻恩文章结束语是:“我知道作为他的朋友意味着什么。”而海蒂的结束语是“现在他那生动的声音沉寂了，但那些聆听过他讲话的人将一直听到他的声音，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文章来源：《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yxwlxzz.cn/qikandaodu/2020/1116/371.html